美国，欧盟，日本，印度，都不能用人民币结算，说明了什么？
近期关于“部分国家不使用人民币结算”的讨论，折射出人民币国际化在全球货币体系重构中的复杂处境。
美国、欧盟、日本、印度等主要经济体在跨境贸易中对人民币的谨慎态度，既源于现行国际货币格局的路径依赖，也反映出地缘政治博弈、经济结构差异与货币信任建立的长期挑战。
这种现象并非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全球经济权力重构中多方力量角力的缩影。
一、美元霸权的路径依赖与制度性排他
美国对人民币结算的排斥，本质上是维护美元霸权的战略选择。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以来，美元通过与黄金挂钩（后转为石油美元体系）、绑定全球贸易结算（占比约40%）、依托华尔街金融市场等多重机制，构建了“美元-美国国债-全球储备”的闭环体系。
美国通过《反海外腐败法》《赫尔姆斯-伯顿法》等国内法，将美元结算系统政治化，对使用非美元货币的实体实施金融制裁，形成“美元武器化”威慑。
例如，2018年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通过SWIFT系统切断伊朗与全球金融市场的联系，直接警示了“去美元化”的风险成本。
这种制度性霸权使得包括欧盟在内的盟友也难以完全摆脱依赖——尽管欧元在全球支付占比约37%，但欧元区与美元的深度绑定（如外汇储备中美元占比超50%），导致其在能源贸易（如对俄天然气结算）中对人民币的态度始终摇摆。
日本对人民币的谨慎，则是“经济依附”与“安全绑定”双重逻辑的结果。作为美国在亚太的核心盟友，日本的金融政策长期受制于美日同盟框架：东京外汇市场是美元流动性的重要枢纽，日元国际化进程（如20世纪80年代“日元-美元委员会”机制）始终在美国主导的规则内展开。
尽管中日贸易额达3500亿美元（2024年），但日本企业在结算货币选择上仍优先使用美元（占比约55%），这既是对美国安全承诺的隐性回报，也是避免触发美日贸易摩擦的策略性妥协。
二、地缘政治博弈的货币投射效应
印度对人民币结算的公开排斥，凸显了地缘政治凌驾于经济理性的现实。
中印作为全球前三大贸易体（2024年贸易额1350亿美元），本可通过货币互换降低汇兑成本，但印度政府以“边境争端”“中国投资安全审查”为由，不仅不鼓励人民币结算，反而推动“卢比结算机制”与东盟、中东的货币合作。
这种选择本质上是印度“战略自主”诉求的体现——既希望借助“印太经济框架”向美国示好，又试图通过“去中国化”巩固南亚货币主导权。2023年印度央行将人民币从外汇储备篮子中剔除，正是这种政治逻辑的直接产物。
欧盟的态度则更为复杂。一方面，欧盟试图通过“INSTEX”结算机制（针对伊朗贸易）、推动欧元在能源贸易中的使用（如与沙特探讨欧元结算石油），展现货币主权诉求。
另一方面，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欧盟对人民币的接受度呈现“领域分化”：在绿色能源、数字贸易等新兴领域（如中法核能合作），人民币结算偶有突破；但在传统制造业、金融衍生品等领域，欧元与美元的主导地位仍难以撼动。
这种矛盾源于欧盟“经济利益”与“价值观外交”的撕裂——既想分享中国市场红利，又担忧过度依赖人民币可能削弱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
三、货币信任构建的三重门槛
上述国家对人民币的谨慎，更深层原因在于货币国际化需跨越“贸易网络-金融市场-货币信用”三重门槛，而人民币在这三方面仍处于攻坚阶段。
首先，人民币在全球贸易中的使用场景仍集中于东亚产业链（如东盟占人民币跨境支付的28%），但在能源、大宗商品等关键领域的定价权不足。例如，国际原油贸易中美元结算占比超80%，铁矿石（中国进口量占全球70%）仍以美元计价，这导致人民币在“资源-制造”双循环中难以形成闭环。
其次，人民币离岸市场（如香港、伦敦）的深度不足。尽管人民币外汇交易量全球占比达7%（2024年BIS数据），但衍生品市场规模仅为美元的1/5，且缺乏类似美国国债的高流动性安全资产（中国国债海外持有率不足10%），这使得国际投资者难以将人民币作为“避险货币”持有。
最后，货币信用的本质是国家治理能力的背书。美元依托美国军事霸权、科技领先与制度稳定性，欧元依托欧盟统一市场与央行独立性，而人民币国际化仍面临资本账户开放节奏、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等长期议题。
尽管中国GDP占全球18%，但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仅2.8%（2024年IMF数据），这种“经济规模-货币地位”的错配，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人民币长期价值稳定性的观望。
四、超越“结算占比”的深层启示
部分国家不使用人民币结算，并非人民币国际化的“失败信号”，而是全球货币体系转型的必然阶段。历史经验表明，货币国际化是百年尺度的进程：美元取代英镑用了约60年（1914-1971），欧元从启动到成为第二大储备货币用了20年。
当前人民币在跨境支付中的占比已达3.5%（2024年SWIFT数据），远超日元（2.7%），且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俄罗斯、沙特、印尼）的结算占比超15%，展现出“周边化-区域化-全球化”路径的有效性。
更重要的是，这种现象揭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新逻辑：不再追求“取代美元”，而是构建“多元货币体系”中的稳定一极。中国通过推动“数字人民币”跨境试点（如与阿联酋的数字货币桥项目）、扩大本币互换网络（与100国签署协议）、建立上海原油期货人民币结算体系等举措，正在探索一条“贸易驱动+技术赋能+制度创新”的差异化路径。这种路径的核心，是通过实体经济联系（如新能源产业链、电动汽车出口）而非金融投机，逐步积累人民币的“使用惯性”与“信任资本”。
美国、欧盟、日本、印度对人民币结算的谨慎态度，是旧有货币霸权、地缘政治博弈与货币信任门槛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既表明人民币国际化不可能一蹴而就，也凸显了中国在“双循环”战略下需平衡“开放与安全”的深层命题。
未来人民币的突破点，或将不在于说服传统货币强权“接纳”，而在于通过新兴市场国家的“集体选择”、数字技术对货币功能的重塑、绿色经济等新赛道的规则制定，逐步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全球货币新秩序。
这一过程注定漫长，但历史的趋势往往在看似停滞的表象下悄然演进——正如19世纪末美元在质疑声中崛起，人民币的国际化之路，或许正处于量变积累的关键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