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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欧盟，日本，印度，都不能用人民币结算，说明了什么？

近期关于“部分国家不使用人民币结算”的讨论，折射出人民币国际化在全球货币体系重构中的复杂处境。

美国、欧盟、日本、印度等主要经济体在跨境贸易中对人民币的谨慎态度，既源于现行国际货币格局的路径依赖，也反映出地缘政治博弈、经济结构差异与货币信任建立的长期挑战。

这种现象并非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全球经济权力重构中多方力量角力的缩影。

一、美元霸权的路径依赖与制度性排他

美国对人民币结算的排斥，本质上是维护美元霸权的战略选择。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以来，美元通过与黄金挂钩（后转为石油美元体系）、绑定全球贸易结算（占比约40%）、依托华尔街金融市场等多重机制，构建了“美元-美国国债-全球储备”的闭环体系。

美国通过《反海外腐败法》《赫尔姆斯-伯顿法》等国内法，将美元结算系统政治化，对使用非美元货币的实体实施金融制裁，形成“美元武器化”威慑。

例如，2018年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通过SWIFT系统切断伊朗与全球金融市场的联系，直接警示了“去美元化”的风险成本。

这种制度性霸权使得包括欧盟在内的盟友也难以完全摆脱依赖——尽管欧元在全球支付占比约37%，但欧元区与美元的深度绑定（如外汇储备中美元占比超50%），导致其在能源贸易（如对俄天然气结算）中对人民币的态度始终摇摆。

日本对人民币的谨慎，则是“经济依附”与“安全绑定”双重逻辑的结果。作为美国在亚太的核心盟友，日本的金融政策长期受制于美日同盟框架：东京外汇市场是美元流动性的重要枢纽，日元国际化进程（如20世纪80年代“日元-美元委员会”机制）始终在美国主导的规则内展开。

尽管中日贸易额达3500亿美元（2024年），但日本企业在结算货币选择上仍优先使用美元（占比约55%），这既是对美国安全承诺的隐性回报，也是避免触发美日贸易摩擦的策略性妥协。

二、地缘政治博弈的货币投射效应

印度对人民币结算的公开排斥，凸显了地缘政治凌驾于经济理性的现实。

中印作为全球前三大贸易体（2024年贸易额1350亿美元），本可通过货币互换降低汇兑成本，但印度政府以“边境争端”“中国投资安全审查”为由，不仅不鼓励人民币结算，反而推动“卢比结算机制”与东盟、中东的货币合作。

这种选择本质上是印度“战略自主”诉求的体现——既希望借助“印太经济框架”向美国示好，又试图通过“去中国化”巩固南亚货币主导权。2023年印度央行将人民币从外汇储备篮子中剔除，正是这种政治逻辑的直接产物。

欧盟的态度则更为复杂。一方面，欧盟试图通过“INSTEX”结算机制（针对伊朗贸易）、推动欧元在能源贸易中的使用（如与沙特探讨欧元结算石油），展现货币主权诉求。

另一方面，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欧盟对人民币的接受度呈现“领域分化”：在绿色能源、数字贸易等新兴领域（如中法核能合作），人民币结算偶有突破；但在传统制造业、金融衍生品等领域，欧元与美元的主导地位仍难以撼动。

这种矛盾源于欧盟“经济利益”与“价值观外交”的撕裂——既想分享中国市场红利，又担忧过度依赖人民币可能削弱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

三、货币信任构建的三重门槛

上述国家对人民币的谨慎，更深层原因在于货币国际化需跨越“贸易网络-金融市场-货币信用”三重门槛，而人民币在这三方面仍处于攻坚阶段。

首先，人民币在全球贸易中的使用场景仍集中于东亚产业链（如东盟占人民币跨境支付的28%），但在能源、大宗商品等关键领域的定价权不足。例如，国际原油贸易中美元结算占比超80%，铁矿石（中国进口量占全球70%）仍以美元计价，这导致人民币在“资源-制造”双循环中难以形成闭环。

其次，人民币离岸市场（如香港、伦敦）的深度不足。尽管人民币外汇交易量全球占比达7%（2024年BIS数据），但衍生品市场规模仅为美元的1/5，且缺乏类似美国国债的高流动性安全资产（中国国债海外持有率不足10%），这使得国际投资者难以将人民币作为“避险货币”持有。

最后，货币信用的本质是国家治理能力的背书。美元依托美国军事霸权、科技领先与制度稳定性，欧元依托欧盟统一市场与央行独立性，而人民币国际化仍面临资本账户开放节奏、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等长期议题。

尽管中国GDP占全球18%，但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仅2.8%（2024年IMF数据），这种“经济规模-货币地位”的错配，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人民币长期价值稳定性的观望。

四、超越“结算占比”的深层启示

部分国家不使用人民币结算，并非人民币国际化的“失败信号”，而是全球货币体系转型的必然阶段。历史经验表明，货币国际化是百年尺度的进程：美元取代英镑用了约60年（1914-1971），欧元从启动到成为第二大储备货币用了20年。

当前人民币在跨境支付中的占比已达3.5%（2024年SWIFT数据），远超日元（2.7%），且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俄罗斯、沙特、印尼）的结算占比超15%，展现出“周边化-区域化-全球化”路径的有效性。

更重要的是，这种现象揭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新逻辑：不再追求“取代美元”，而是构建“多元货币体系”中的稳定一极。中国通过推动“数字人民币”跨境试点（如与阿联酋的数字货币桥项目）、扩大本币互换网络（与100国签署协议）、建立上海原油期货人民币结算体系等举措，正在探索一条“贸易驱动+技术赋能+制度创新”的差异化路径。这种路径的核心，是通过实体经济联系（如新能源产业链、电动汽车出口）而非金融投机，逐步积累人民币的“使用惯性”与“信任资本”。

美国、欧盟、日本、印度对人民币结算的谨慎态度，是旧有货币霸权、地缘政治博弈与货币信任门槛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既表明人民币国际化不可能一蹴而就，也凸显了中国在“双循环”战略下需平衡“开放与安全”的深层命题。

未来人民币的突破点，或将不在于说服传统货币强权“接纳”，而在于通过新兴市场国家的“集体选择”、数字技术对货币功能的重塑、绿色经济等新赛道的规则制定，逐步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全球货币新秩序。

这一过程注定漫长，但历史的趋势往往在看似停滞的表象下悄然演进——正如19世纪末美元在质疑声中崛起，人民币的国际化之路，或许正处于量变积累的关键阶段。

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7月27日下午，“2025国际货币论坛”主题论坛三成功举办。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融资与资金管理局局长金中夏应邀围绕“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展开研讨。

金中夏指出，当前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根本性缺陷，严重约束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并加剧了金融风险。中国当前面临需推行扩张性政策却要平衡汇率与开放的困境，在人口老龄化、房地产调整、地方债务、外需疲软和通缩压力下，亟需实施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欧元和日元的经验显示，要破解这一困境，关键在于如何通过系统工程，培育人民币的市场和国际地位，以降低对美元的依赖。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的角度来看，新金融科技革命给中国提供的机遇大于挑战，关键是要掌握核心技术和人才，自主搭建高效的本币直接支付平台。

以下为会议发言全文整理：

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题目很宏大，在座有很多专家，我就不做详细地回顾了。我从中国的角度看国际金融治理体系，中国面对的挑战和可能的应对路径：

01

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核心是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发展援助体系

在战后一度分为美国为首的以美元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以苏联为首的以卢布为基础的经互会体系。苏联解体以后只剩下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给人一种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印象，但实际上美元体系并没有崩溃，只不过是摆脱了与黄金挂钩的约束，更加自由地将全世界流通的美元纳入美国货币当局的调控框架。至于以世界银行为首的国际发展援助体系，则根本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得到加强。应该说，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使得美元不再有保持价值稳定的制度性义务，但仍然拥有控制国际金融体系的制度性权利。美元在全世界流通，但美联储只关注货币政策在美国境内的影响，通过周期性的上下调控利率，维持美国的物价稳定和就业的增长。而溢出到其他国家流通的美元资本，则随着美联储利率的升降经历周期性的、潮汐般的流入和流出。面对这一现实，多数发达国家，即使是美国的盟国，都选择了灵活的汇率制度，放弃与美元汇率名义上的稳定，以便在保持与国际资本市场联通的情况下保有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与此同时，以世界银行为首的国际开发机构都以美元作为核算货币，主要在美元市场上融资，再转换成借款国货币把资金贷出去。国际开发机构的贷款给借款国带来了长期资本投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反过来促进了美元资本市场的深化和融资效率的提高。但这种格局也使不少借款国形成对美元融资的依赖，忽视了本国资本市场的培育和国际化发展，并会经常面临因为货币错配和美元升息和升值导致的债务危机风险。(originally formulated by economists Barry Eichengreen and Ricardo Hausmann in the late 1990s)。新开发银行目前是极少的几个同时重视从本币市场融资并提供本币贷款的多边开发机构。

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决定了：所有国家的财富容易换算成美元计量，一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反映出一国相对于美国的经济表现，但未必能反映一国经济规模的实际变动幅度。

02 中国在当前体系下面临的挑战

中国在人口老龄化、房地产行业调整、地方政府债务、外部市场环境恶化、通货紧缩形势日益明显的情况下，亟需采取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但很多人担心，我们是否可能重蹈日本的覆辙，持续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或许有可能使我们最终走出国内的通缩，但代价是人民币兑美元的长期性的大幅度贬值。但如果为避免汇率过度波动而干预汇率并加强外汇管制，我们就事实上走向了封闭经济的死路。如何才能既走出通缩，又能保持人民币的稳定地位，还能继续保持和促进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开放，这是中国面临的最重大挑战之一。

回顾美日欧量化宽松和低利率政策的理论与实践，我们可以认为，这种政策能否在一个政策周期（比如5年）后最终保持本币价值的相对稳定，关键要看低利率和量化宽松是否能有效解决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对于中国而言，要看低利率和增加的政府支出是否助推一场新工业革命、是否让人口出生率止跌回升、是否加速化解地方政府债务、是否有助于房地产市场尽快出清并触底回升、是否提振外需拉动出口、是否提高劳动者收入和促进国内民间投资。如果我国的政策组合让国内外预期能趋于达到上述目标，即使宽松政策在短期内使汇率向下浮动，也一定会使人民币很快重回稳定和强势。事实上，今年以来在总体利率预期趋降的情况下资本流入增加和人民币汇率回升，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内外对我国潜在增长率的信心有所增强。

日本虽然勉强走出了通缩，但没避免衰落，最大的教训在我看来，是没有成功地推进一场新工业革命，在应对老龄化的过程中没有解决人口的萎缩问题，日本无力确保日元的国际化与实体经济的全球化形成一个正反馈的循环。但日本在输出日元拉动外需、以浮动汇率维持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方面仍有很多值得研究借鉴之处。

从欧元和日元的经验教训来观察，克服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对本国的不利影响，挖掘本国增长潜力，是一个系统工程，欧元的诞生及其国际化，绝不仅仅是一两个部门的事，甚至不是一个国家的事，它依赖于顶层设计、跨国和跨部门协调、官民共建、以及充分利用市场自身的力量。

03 中国的应对路径

一个独立的国际化货币相对应的必须是一个非常灵活的汇率制度，中国经济已经大到无法将自己的人民币依附于另一个货币，除非两国经济要完全一体化。国内外对人民币的信心取决于国内物价是否稳定，取决于持有人民币是否可以购买几乎所有重要的商品，是否可以投资于丰富的金融资产。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与币值的稳定性是一个对立统一的整体。

首先要看到一个国际化的货币不仅要满足本国经济的需求，还要满足国际上与本国供应链相关的实体的需求，支持这种货币的金融机构网络和客户网络、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必须全球规划和布局，供应链延伸到哪里，相关的货币和金融服务就要延伸到哪里。

我做过一个研究，注意到美联储很多年前就放弃了货币总量目标，而只公开调控利率。这并不是说美联储不再监测货币数量，而是只监测美国国内的货币数量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离岸美元数量巨大。而专注于调控利率，调控的是全球美元的总量。当美联储降低利率时，它扩张了全世界对美元的需求，从而放大货币政策对本国经济的刺激效应，反之升息时道理也是一样的。

在我国面临的具体问题层面，

一是发挥现阶段人民币低利率的优势。以人民币贷款和投资的形式输出资本，依靠我们自己的货币供应从境外形成对我国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以资本项目的人民币流出，带动经常项目的人民币流入。

二是创造更多条件在双边贸易中使用本币。中国已经是很多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但这些双边贸易是以第三方货币计价和结算的，中国与相关的贸易伙伴为此承担了额外的兑换成本和汇率风险。问题是中国与很多伙伴国进行本币直接兑换有困难，因为长期依赖第三方货币而导致双方本币兑换市场发育不足、成本偏高，因此需要努力培育双方本币的直接兑换市场。监管机构应鼓励甚至要求金融机构和外汇市场积极培育和撮合本币直接兑换和交易。

三是让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以及政府对外援助机构以人民币向外提供融资，或以人民币贷款置换现有的其他货币贷款。

四是扩大人民币资本市场的开放，特别是扩大国际组织在内的非居民机构和公司在人民币资本市场融资的规模。

为此还要发展和完善利率掉期和外汇掉期衍生品市场的发展，特别是要尽快建立外汇期货市场，从而在人民币资本的输出过程中能够有效管理利率和汇率风险，并为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提供有效的保障。我国的债券和股票市场规模都已达到世界第二，但利率和汇率衍生品市场严重发育不足，不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以上我就今天的会议主题谈了一点个人的体会和想法，不一定正确，欢迎大家批评指正，也希望能以此抛砖引玉，能听到更多专家的真知灼见。谢谢大家！

整理人：马吉娟

监制：魏唯

王晋斌：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具有继续保持稳定的坚实基础

王晋斌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常务副书记、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本文刊发于4月19日中国财经报。

本文字数：3396字

阅读时间：9分钟

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期公布的外汇储备规模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3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较2月末下降258亿美元，降幅为0.8%。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不过，自2016年以来，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绝对数量基本稳定，保持在3万亿—3.2万亿美元区间。事实上，中国经济稳增长的决心和政策取向、跨境资金流动及外汇市场的总体平稳运行，表明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具有继续保持稳定的坚实基础。

多种因素导致目前外汇储备规模出现一定程度下降

2022年1—3月，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出现了三连降。1月底，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2216亿美元，比2021年底下降285亿美元，降幅为0.88%；2月底，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2138亿美元，比1月底下降78亿美元，降幅为0.24%；3月底，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880亿美元，较2月底下降258亿美元，降幅为0.8%。

外汇储备规模三连降引起市场一定程度的担忧，但在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规模不断上升的态势下，我国外汇储备出现不足2%的减少不会带来金融市场的风险。

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COFER）的数据，截至2021年4季度，全球已分配的外汇储备总量约为12.05万亿美元。2021年底，我国持有外汇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比重接近27%。即使根据今年3月底的外汇储备数据计算，我国也约持有2021年底全球外汇储备总额的26.5%。今年1—3月，我国外汇储备总计减少约622亿美元，相较2021年底的外汇储备规模下降1.91%。与此同时，国际市场对人民币的需求稳步上升，截至2021年4季度，其他国家持有3361.05亿美元的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货币，人民币占全球外汇储备总额达2.79%，创历史新高。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外汇储备小幅回落，主要是因为外汇储备以美元计价，汇率折算与资产价格变化引发了估值变化。今年以来，在部分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紧缩、地缘政治局势动荡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下，一方面，国际金融市场上主要经济体的债券等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下跌，外汇资产组合投资估值受到影响；另一方面，美元指数上涨，由于外汇储备以美元为计价货币，因此非美元货币组合投资折算成美元后金额会出现减少。此外，近期资本市场上规模不大的资金外流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外汇储备的数量。

跨境资金流动和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从我国对外贸易情况来看，依据商务部的数据，今年1—2月，我国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5734亿美元，进口4989亿美元，顺差745亿美元。从直接投资来看，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78.6亿美元，同比增长45.2%；非金融类企业对外直接投资157.8亿美元，同比增长2.7%。由此可见，直接投资实现净流入220.8亿美元。

从短期跨境资金流动来看，依据WIND数据，截至4月8日，上证指数今年以来下跌10.66%，深证成指下跌19.51%，外资持股市值比例出现下降。2021年底，外资约持有我国股市A股流通市值的3.75%，2022年3月底下降至3.4%。其中，2021年底外资通过陆股通（包括沪股通和深股通）约持有我国股市A股流通市值的3.66%，2022年3月底下降至3.4%；QFII/RQFII在2021年底约持有我国股市A股流通市值的0.09%，2022年3月底下降至0.0004%，仅持有约2.63亿元人民币A股。从债券市场来看，依据中央结算公司的数据，截至2022年3月底，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境外机构持有的债券余额为3.568万亿元人民币，约占银行间债券市场规模的4.16%，占所有统计市场的3.98%；2021年底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境外机构持有的债券余额为3.683万亿元人民币，约占银行间债券市场规模的4.41%，占所有统计市场的4.22%。因此，从短期跨境资本流动来看，从去年底至今年3月末，在外资通过QFII/RQFII渠道大幅度减持我国股票资产的同时，通过陆股通渠道和进入债券市场的外资也出现了小幅度的减少。不过，外资通过QFII/RQFII渠道进入我国股市的比例很小，截至2021年底，占比不到A股流通市值的0.1%。而且，跨境证券投资短期波动，不代表外资投资中国资本市场的长期趋势逆转。总体而言，跨境资金流动整体保持了平稳。

从外汇市场来看，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1月份银行结售汇顺差278亿美元，2月份银行结售汇顺差42亿美元。1—2月份结汇率为62.4%，同比下降3.2个百分点；售汇率为61%，同比下降0.5个百分点，与2021年月均水平相差不大，外汇市场主体结汇和购汇意愿基本保持稳定。外汇市场平稳运行体现的是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截至2022年4月8日，今年以来美元指数上涨了4.03%，同期人民币兑美元升值0.13%，离岸人民币兑美元仅贬值0.07%。人民币汇率非常稳健，呈现出强势货币的特征。

从我国对外债务来看，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显示，2021年底我国全口径（含本外币）外债余额为27466亿美元，本币外债余额占全口径外债余额的比重为45%。本币外债占比提升有利于降低我国外债的币种错配风险，这也是人民币国际化地位提升的结果。2021年我国外债负债率（外债余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15.5%，债务率（外债余额与贸易出口收入之比）为77.3%，偿债率（外债还本付息额与贸易出口收入之比）为5.9%，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的比例为44.5%。上述四个指标均在国际公认的安全线（安全线分别为20%、100%、20%和100%）以内，因此，我国外债风险总体可控。

韧性强、长期向好的经济基本面不会改变

从国内经济基本面来看，今年经济增长目标为5.5%，这一具有挑战性的目标数据，充分体现我国政府稳增长的决心。

今年以来国内疫情多发，我国坚持了“动态清零”的疫情防控政策，体现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追求。疫情防控不可避免地对供应链、产业链、消费和投资产生影响，给经济带来下行压力，但只有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成果，才能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才能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今年1—2月数据显示，我国主要生产需求指标增长加快，稳增长政策效应开始显现，经济内生动力在持续恢复。

不过，近期国内多地出现聚集性疫情、国际地缘政治不稳定性骤然加大，对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3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PMI产出指数分别为49.5%、48.4%和48.8%，分别低于上月0.7、3.2和2.4个百分点，三大指数均降至临界值50以下，显示经济总体景气水平有所回落。

目前国际国内环境有些突发因素超出预期，经济运行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和挑战。中央明确提出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着力稳增长，主要通过稳就业、稳物价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我们可以看到，多部门协同发力支持市场主体，尤其是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帮扶力度；做好农资保供稳价保障粮食安全，保障能源供应、保障物流畅通维护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用改革的举措、创新的办法促进消费和有效投资，保持宏观经济在合理区间内运行。经济韧性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将支撑外汇储备规模保持总体稳定。

科学客观研判外部形势助力外汇储备稳定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求我们必须科学客观研判外部形势的变化，畅通外部循环，助力形成更高质量的国内大循环。

目前主要发达经济体处于高通胀的压力下，其货币政策进入了紧缩周期，但是紧缩的速度和力度存在不确定性，导致全球资本流动存在不确定性，从而给全球金融市场造成持续性扰动甚至冲击。同时，地缘政治不稳定性还在持续，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在短期内将承受更大的压力，能源和粮食等大宗商品的价格存在持续上涨预期。此外，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蔓延，新冠病毒的变异加大了疫情防控的难度和不确定性，这会进一步导致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出现新的困难，世界经济复苏因此放缓，并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

2020年全球疫情暴发以来，我国在科学客观研判外部形势的基础上，坚持“以我为主”的宏观政策，货币政策不搞“大水漫灌”，财政积极有为、精准作为，连续两年经济增长领先全球。同时，我国对外贸易实现高增速，对外开放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跨境资金流动平稳运行，外汇储备从2019年底的31079亿美元上升至2021年底的32502亿美元。

尽管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储备出现了由于币值估算等原因导致的一定程度的下降，但属于正常波动。未来，我国外汇储备将继续发挥调节国际收支、稳定汇率、提高外部融资能力和抗击外部金融风险冲击的作用，继续在我国对外经济金融关系中发挥稳定器的作用。